从古至今，人类度过了许多次危难，有自然灾害、有战争、更有疫病这种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是对人类生命健康摧残最为严重的一类疾病，在两汉时期医疗科技并不发达，对应疫病就显得更加艰难。

每当疫病来临，往往造成千户灭门，尸横遍野的惨剧，人们谈疫色变。疫病对于两汉时期人们的生命健康、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乃至国家统治秩序等方面都造成了深重影响。

疫病，是汉代有一定流行性、传染性等疾病的一个统称，但在文献记载中，在两汉时期这种疾病还有许多具体不同的提法，如：疫、湿疫、病疠、大疫、疾疫、饥疫、疫疠、瘴气、瘴疫、疫气等。其中疫、大疫是指疫病的流行和破坏程度。温疫、疾疫、饥疫则往往指明了导致这种疫病产生的主要因素。

疫病的产生、传播、流行及平息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影响疫病的因素也是客观存在而又复杂多样的，往往是一次疫病的爆发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其中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当中又包括多个子因素，如：政治局势的影响，人口密度、交通、人口流动、生活习俗和民俗（如沐浴习惯、餐饮习俗、丧葬制度）以及战事的影响。

但当谈及政治局势对汉代疫病的影响时，有个情况似乎更为特殊，那就是东汉时期京师（洛阳）曾发生7次疫病，再次折射出东汉政治局势的混乱。从公元79年到公元年共82年，发生7次大疫，平均11.7年在京师发生一次大疫。

这其中桓帝统治时期发生3次，以上也符合了从汉章帝开始东汉政治局势的不稳状况。可见，政治局势对疫情的影响是一个大的背景因素，间接地、潜在地起作用。

按照现代医学知识，传染病必须有人员的流动才能传播蔓延。人口要流动，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水路交通。正是这种交通的便利，人员流动的增加，也加重了疫情的传播。如在会稽发生三次疫病，这也必定与会稽当时是两汉时期海航运中心，人员流动频繁有关。

而关于人口流动，汉代众多大规模的流民，则是导致疫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流民首先温饱无法保障，体质差，对疫病抵抗力弱。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差，无法保障卫生条件，更易引起疫病。同时人员集中，密度大，无法对传染源隔离，因此疫病传播快。

因此以上几条因素致使汉代流民必定与疫病联系紧密，流民集团是产生和传播疫病的高危人群。

从汉元帝开始到黄巾起义为止，至少有8次疫情与流民有关，如此高的相关率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汉代的流民集团确实是一个易于爆发疫病的高危人群，是影响汉代疫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彭卫先生在《秦汉时期洗沐习俗考察》一文中考证，“考察秦汉时期的洗沐习俗，由其洗沐方式和盥洗设备可看出洗沐已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这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但这种生活习惯当指社会群体而言，尤其是有条件的社会上层，而汉代是小农的汪洋大海，对于这些小农而言，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个人卫生条件一般不会太好。

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指出：“人民居土上，犹蚤虱着人身也。蚤虱食人，贼人肌肤，犹人凿地，贼地之体也”。可见普通百姓身上生虱子是比较常见的。不仅是普通百姓，就是一些将军身上也会因沐浴少而生虱子，如《风俗通义·过誉》记述东汉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赵仲让“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

由于个人卫生条件不好，身上长有虱子等寄生虫，这为传染病的产生与传播创造了条件。人们常说“病从口入”，汉代的饮食习惯对于疫病也有很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方地区流行寒食节。

据说这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名臣介子推，北方地区要绝火寒食一个月。由于北方天寒，老小病弱者不堪寒食，致使疾病蔓延。周举及后来的曹操都采取措施，禁止寒食并向温食过渡。

可见汉代北方曾长期流行过寒食这种习俗，这在寒冷的北方地区，必定会导致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产生和蔓延，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汉代文献及汉简中会经常看到在北方有伤寒病产生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与疫病密切相关的两汉时期的生活习俗就是丧葬制度。由于两汉时期战争、灾荒等情况较为频发，因此常有大量人口死亡，而这些尸体就会成为疫病的一个主要传染源，尤其是因疫病而死的尸体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一般来讲，若采取火葬的方法，对消灭疫病是有很大作用的，汉代也确实存在一些火葬情况，但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崇尚儒术，导致尸葬盛行，这为汉代疫病的产生乃至传播都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地理环境。由于北方地区干寒等原因，伤寒等有关疫病较为流行。而在长江流域水网密布，气温高热，这一地区则是霍乱、血吸虫等病的高发区。而在云南等南方地区又是瘴疫多发区。而这些正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在这15次疫情中，由于水旱之灾而引起的疫情竟达10次之多，占疫情总数的三分之二，可见水旱之灾是导致汉代发生疫病的最为主要的自然因素。

这次10次疫情中，单由大旱引起的疫情仅为2次，且均发生在衡山国、河东、云中郡及青州等北方地区。另有2次疫情是单由水灾引起，发生在关东十一郡国和京师（洛阳）地区。其余6次疫情则均是由于同时发生水、旱等多种灾情而引发，主要分布在广汉郡、京师（洛阳）和南州等黄河及长江流域，可见这一地区往往是水旱之灾引发疫病的重灾区。由于雨雪、饥寒引发疫情2次，均发生匈奴及关东北方地区。

此外，由于蝗灾引发疫情3起，均发生在青州、匈奴等北方地区。由地震引发的疫情为2次，虽然次数不多，但每次都导致“大疫”发生，其损害程度高于其它疫情。其灾区为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带）及沿海地区（从海水溢可推断是因为海啸引发了沿海地区的地震），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气温较高，水量丰沛，加之地震本身就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往往致使疫病蔓延，所谓发生大疫。

同时从疫情发生的时间上看，为“五月至秋止”、“三月”，综合以上疫病发生的地区、时间及死亡人数众多等情况分析，此两次疫病很可能是烈性肠道传染病霍乱。

由于两汉时期经常连年爆发大规模疫情，因此疫病对整个社会都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与冲击，下至普通百姓，上至中央统治集团，都深受疫病的影响。

两汉时期疫病对民众心理影响巨大，又加之当时人们无法正确认识疫病的真实面目，因此很多人自然而然把疫病与疠鬼联系在一起，这无疑又增加了广大民众对疫病的神秘感和恐惧心理。

正是抓住了民众的这一心理，道教在东汉时期发展壮大起来，东汉时期疫病的发生与“妖巫”事件交织而动，二者都是愈演愈烈。道教一方面利用民众对疫病恐惧心理进行驱鬼活动，进行其道义的宣传。另一方面道教又利用了各种医术，事实上对防治疫病起了一定作用。

这样道教就获取了广大民众的信任，直到元帝时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大规模道教运动，导致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政权，以致于出现军阀混战、割据局面。